船山遺書/四书稗疏(簡體字版)
四书稗疏
[edit]大学
[edit]大学
《礼记郑注》“大”读为泰，程子改读如字。按大小、太少古通用，如大宰一曰太宰、小宰一曰少宰之类，不以老稚巨细分也。大学之对小学而得名，虽程朱未之易也。小学为童子之学，大学为成人之学，是小学为少学而大学为太学矣。又天子之学曰太学，对乡国而言也，而《章句序》云自天子之元子至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，又为天子之学，审也。既对小学而名大，又为天子教胄之学，奚为不可读如泰乎！《章句》云“大人之学也”，不知所谓大人者何指，如以为明新之业，异于洒扫应对进退之所教者名为大人，则亦天子之学及成人之所学而名大尔，是亦太少之义。如其与《周易》《孟子》所言者同义，则彼以成德而言，非可遽施之学者，况孟子所云大人之上有圣有神，亦明德、新民、止至善者之所愿学，而何但云大人邪？读如字者不能通乎太少之旨，而读如泰者自函夫充实光辉之义，正当从郑音。
壹是
《章句》云：“一切也”，以“是”训切，则以“壹”为一矣。乃一，对两而言也；壹，专壹也；原不相通。自唐人用壹贰字施之公移以防欺窜，未闻登诸艺文者。其见于经传者：“郑伯贰于楚”“肆予小子”“一日而三失伍”“大陆既作”“报之以琼玖”“以缨拾矢可也”，既各有义。捌为无齿杷，见字书。唯叁为参之讹，柒不成字。壹之非一、贰之非二审矣。“壹是”犹言专此，对齐、治、平而言也，即下文本末厚薄之旨。若以为一切之辞，则既云一切，又云皆，非赘词乎！《中庸》“其为物不贰”。贰，间也，不间即不息也。若以不贰为不二，则即上一言而尽之旨亦为复矣。
菉竹
菉，王刍；竹，萹蓄。王刍，本草名鸭跖草，俗呼竹叶菜。萹蓄一名石竹，一名夹竹桃花。其以绿为竹色者非。竹色在苍碧之间，非绿也。小注引《河渠书》“汉武帝伐淇园之竹”证此。绿竹为竹，自西周至汉殆将千年，能保此水滨之弱植于六国、秦项之余乎？竹六十年而符，故有千岁之木，无千岁之竹。邓今无林，敖今无粟，若邪之溪今无铜，安得指汉竹为周竹哉！
寔能容之
寔，丞职切，读如植，止也，与实字音义俱异。“寔能容之”，言止此能容之一德，遂可以保子孙黎民，勿须他技。郑氏谓楚人混读寔、实，非也。寔能容之，可云非虚假容贤；寔不能容，可云非虚假媢嫉乎？
豚
豕、彘、豚三者之异同，传注家略以为易知而未之辨，后亦末由辨之。今人概呼为猪，然猪固有家猪野猪之别。《左传》曰“封豕长蛇”，野猪也。豕三岁曰豜，《诗》“并驱从两豜兮”，亦野猪也。孟子云“狗彘食人食”，家猪也。然《礼》“牛羊豕为牢”，《诗》“执豕于牢”，《尔雅》“豕所寝曰桧”，则又皆以家猪为豕，而《史记》“上幸上林，有彘突入”，则抑以野猪为彘，莫之辨也。今按家猪有两种。其长喙大耳，高足厚皮，食草而膻者，虽为家畜，其类本自野猪来，则与野猪同名为豕，一名为彘。若其喙短耳小，足庳皮薄，驯扰而不膻者，则名曰豚。豕、彘虽家畜，可至数百斤；豚则能肥而不能大，故许慎曰：“豚，小豕也。”南人养豚子或稍令长大，北人则及小而饱饲之，两三月而肥，全体蒸而食之，阳货“馈孔子蒸豚”是也。今淮、泗、亳、宿间所牧猪，逐水草而食宿，亦殆与野猪无别，皆豕、彘也。世或不知，以豕子为豚，不知豕豚殊类。豕子方小，在《尔雅》自名为猪；豚虽长大，不名为豕。故《孟子》“鸡豚狗彘”，既言豚又言彘，不嫌复也。
中庸
[edit]罟获陷阱
《章句》以罟为网，获为机槛，陷阱为坑坎。实则四字各为一义。罟，兽网也。获，揉竹木施机设绳于兽往来之径，以罥其足。陷，槛也，植木交加为之，如牛豕圈，置羊犬其中，诱虎狼入，机发楗闭以生致之。阱则坑也。
衽金革
《章句》云：“衽，席也。”倪氏辩之，以为衣衽，而史伯璿非之。伯璿误矣。按《方言》：“褛谓之衽”；郭璞注：“衣襟也，或曰裳际也。”张揖以为裑，又曰袖也。并无席义。艺文中有言衽席者，言坐则拥之于衽，卧则在席。使衽即席，则文不赘乎？《礼》称上衽、扱衽，皆以襟言，唯“请衽何趾”，郑氏以为卧席。按君子卧不裸，寝必有衣襟当裳际者近足，故请衽所向，斯为趾矣。抑《弟子职》云：“问疋所菹切。何趾。”疋，足也。或言衽，或言疋，皆以身下言之。衽为裳际明矣。“衽金革”，言以金革为襟，盖谓甲尔。披坚则执锐，执锐则致死，战士之服也。若以金革为席，而卧其上，亦奚所用之哉？或引勾践枕戈为证，愈为支离。
正鹄
射的张布谓之侯，侯中者谓之鹄，鹄中者谓之正，正方二尺；正中者谓之臬，臬方六寸。天子诸侯之侯用皮，大夫以下用布，鹄则皆皮也。正者，当鹄之中画之也。故郑氏《射义注》云：“画曰正，栖皮曰鹄。”栖皮者，既张侯，乃安置鹄于侯中，如鸟之栖于木也。正与鹄非二物，鹄中画处斯谓之正尔。《章句》于“画曰正”加一“布”字，遂失其实。不特天子诸侯之侯纯皮无布，即大夫以下之布侯，鹄必以皮。布之上栖皮，皮之中不更安布，何得更云画布也？正或作。、鹄皆小鸟，而尤微细。以正鹄名栖皮者，取其命中之难以矜巧耳。
三年之丧
三年之丧非即父母之丧也。父母之丧三年，而三年之丧不尽于父母：诸侯于天子，大夫、士于国君，嫡孙承重为祖父母，继立者为先君，父为嫡长子，天子为后。太甲宅忧居桐宫，服仲壬之丧，为叔父也。《春秋传》：“王”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”，谓后与世子也，故曰“达乎天子”。然其饮食居处衣服之制则有差杀，故仅曰“达”。父母之丧，哭踊倚庐，苴麻鬻，则天子与庶人无别，故曰“无贵贱一也”。《章句》未悉。
祖庙宗庙
《章句》云：“祖庙，天子七，诸侯五，大夫三，适士二，官师一”，备纪庙制，而不恤本文之言“祖”也。祖有功，宗有德。始封者必为祖，则唯七庙五庙三庙者为有祖庙，二庙则一王考一考，而一庙唯有祢庙，不得称祖矣。本文言祖，固以该祢，然言祖以该祢，乃就天子下推之，而不可竟谓二庙一庙为祖庙也。抑文因义起，各有攸当，下云“宗庙之礼”，若以祖庙推之，则专指有德之宗，若殷三宗之类，则武王、周公之世，文武二世室未立，何得云宗！此言宗者，言合大宗小宗于庙中也。在廷则虽同姓，必以爵序。在庙则以宗序。宗者，所以统同类别者也，故曰“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”。宗礼行于庙中，在太庙则以大宗序。同姓，在群庙则以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孙也。群庙以小宗序所出者之子孙，则袒免以外皆从乎宾矣。此大宗小宗之别为一义，而不同于祖功宗德之说也。《章句》云“有事于太庙，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”，是误以宗为祖宗之宗，而抑混宗庙于祖庙。无惑乎俗儒之泥太庙之文，分春秋修其祖庙为时享，宗庙之礼为祫祭，于梦中说梦也。
货财殖焉
钱币曰货，布帛曰财。若小注谓珠玑玳瑁之属，则宝也，非货财也。货财非水所产。殖，聚也，言舟楫载运由之而聚也。陆道分歧而辇载四出，水程合并则栖泊同归，故《史记》以富商大贾为货殖，非谓水之能产货财也。
礼仪威仪
《章句》谓礼仪经礼，威仪曲礼；小注云“经礼如士冠礼、诸侯冠礼、天子冠礼之类，曲礼如始加再加三加之类”，则积曲成经，分经为曲，于文赘矣。藉然，经礼亦无三百也。盖礼仪者《周官》之典也，威仪者五礼之仪也。《周官》三百六十，举其概而言之为三百。五礼以配五刑，五刑之属三千，五礼之属亦然，所谓出乎礼入乎刑也。谓之威仪者，五礼以进退容止为本，汉人谓之为容，异于《周官》治教政刑之以事不以文也。
道并行
天道有东西南北四行。或曰地有四游，天行则地若游矣。日有南北二陆，往来于赤道；月有九道，出入乎黄道：皆所谓道也。天道四行而四时成，黄道九道分而日月相代。其不相悖者，如天左旋，日月右转，而日月必随天以左；日迟月速，而合朔必有恒，月必受日之光而无相背久晦之事也。
论语上篇
[edit]千乘之国
按周制四井为邑，四邑为邱，四邱为甸，甸方八里；旁加一里为成，加一里者加八里也，出长毂一乘，则是提封七十二井而一乘也。如孟子言公侯之地方百里，则提封万井，仅得戎车一百三十九乘。内不足八井。而《王制》郑注云：“周公摄政致太平，斥大九州之界以封诸侯，大国地方五百里，其次侯四百里，其次伯三百里，其次子二百里，其次男方百里。”方五百里之国其提封二十五万井，方四百里之国提封一十六万井，是大国当出赋三千四百七十二乘，余六井。次国当出赋二千二百二十二乘，余十六井。皆不啻千乘已也。而千乘之赋，计其提封当七万二千井，以开方计之，其为国大略地方二百六十八里稍弱，视伯国而小，何云大国？所以然者，开方之法，兼封域之地，计里而为疆，而赋车之制，以实耕之田计夫而出乘。按《周礼》：上地不易之田百亩，中地一易之田二百亩，下地再易之田三百亩。则损下地益上地，折中而言，率一夫之田二百亩，以为常、而山泽、丘陵、经途、城邑、园林皆在开方计里之中，则为方五百里者，以半准之，为夫田者方二百五十里。以夫制赋，大率在千乘内外耳。是《礼注》言分封之制固详于孟子，而孟子言“诸侯皆去其籍”，则其得之传闻，以殷末周初之制言之，而非周公之典矣。乃春秋之季增赋益兵，如鲁作邱甲，则四而增一。故叔向曰“革车四千乘”，以周制准之则当有二十八万八千并之提封，为地方五百里有余，而以前法准之则地方千里者之幅员未能如是之大也。《论语》屡言大国，止于千乘，而孟子言万乘，非徒壤地之兼并，抑赋兵之繁重也。
子禽
古人名与字义必相连，如赐则字赣，商则字夏，耕则字牛，参则字舆皆是也。陈亢字子禽者，亢兔迹也，逐兔者蹑其迹则得禽矣。禽如“田无禽”“逐禽左”之禽，兽也，非鸟也。亢迹之亢，音胡郎切，读如杭；其音古郎切者喉也，音苦浪切者高极也，皆于子禽命字之义无取。
北辰
《集注》云：“北辰，北极，天之枢也”，于义自明；小注纷纭，乃指为天枢星，误矣。辰者次舍之名，辰非星，星非辰也。北极有其所而无其迹，可以仪测而不可以象观，与南极对立而为天旋运之纽。以浑仪言，凡星之属皆在第八重宿曜天，而北极则在第九重宗动天。若天枢之为星，乃北斗杓星，斗移而杓不动，然亦随斗左旋，不能常居其所。又紫微垣中有极星者，以去极得名。极无可见，观象者因此星以仿佛其处。此星轮转于极之四围，非能与极而皆不动。极以其柱天而言，枢以其为运动之主而言，辰则以其为十二舍之中而言也。
子奚不为政
《集注》言“定公初年，孔子不仕”，又云“盖孔子之不仕，有难以语或人者”，意谓定公为逐其君兄者所立，孔子耻为之臣，而托孝友之言以讥之。审然，则孝友为借词而父兄祗为口实矣。后世士大夫不合于时，托言归养，乃不诚于君亲之大者，岂圣人而为此哉！夫子言孝友，必有所致其孝友者，则此言之发，必于母兄尚在时矣。定公初年，孔子年四十有余，而定公中载孔子出仕，以后周流列国，更未闻有宅忧之事。伯兄早卒，故嫁子而孔子为之主，则母兄之丧，皆当在昭公之末。孝友之言，亦岂不言及而心怆乎！抑定公九年孔子为鲁司寇，明年，相公于夹谷。岂九年以前为不孝不友之定公，九年以后为孝友之定公乎？意此问答在昭公之世，而孝友之论则《集注》所谓至理不外是者，诚为韪论，勿容他为之说也。
以雍彻
《集注》云：“彻，祭毕而收其俎也。”今按祭之有乐，殷以之求神，周以之侑神，故必当祭而作，有升歌，有下舞，皆在尸即席献酢之际；及尸谡奏肆夏，则乐备而不复作。若彻，则尸谡，主人降，祝先尸从，遂出于庙门，主人馂毕而后有司彻。彻者，有司之事，主人且不与矣。尸与主人皆不在，神亦返合于漠，而尚何乐之作哉！抑绎雍诗之文义，皆非祭毕之辞，盖大禘之升歌，则虽天子不于彻时奏之。三家虽僭，奚为于人神皆返之后更用乐乎？然则彻者，《少牢馈食礼》所谓“有司彻”，盖大夫宾尸之祭名也。天子、诸侯则于祭之明日绎，而大夫则于祭日之晏彻。彻以宾尸而用乐者，《春秋》“壬午犹绎，《万》入去《龠》”，是绎而用乐也。大夫少牢馈食，彻以宾尸，则不用乐。彻而用乐，又歌《雍》焉，斯其所以为僭。正祭之日，升歌清庙，绎则歌《雍》，其诗曰“既右烈考，亦右文母”。“既”云者，言其前日之已致虔也。然则奚以别于《丝衣》？盖《丝衣》者时享而绎之诗，《雍》者禘而绎之诗。熟绎诗文，当自知之。
灌
《集注》误立“灌地降神”之文，而庆源辅氏盛为之说，徇《白虎通》之失与《开元礼》酹酒之妄，愚已详辩之于《诗稗疏》矣。抑考《家礼注》引张子曰：“奠酒，奠安置也，若言奠贽、奠枕是也。”则张子已知程子酒必灌于地之说之非矣。乃杨氏复又曰：“《家礼》初献取盏祭之茅者，代神祭也，”则说尤支离。夫《家礼》之举盏灌于茅上，其所取法，则祖《白虎通》之说，以拟禘之灌鬯耳。今云代神祭，则禘之灌鬯亦代神祭乎？虽朱子尝曰“酹酒有两说：一用郁鬯灌地以降神，一以古者饮食必祭，神不能自祭，故代之”，乃不知饮食而祭者于豆间，人之祭也，不以茅，何独代神祭之用茅也！用茅者，沿杜预以包茅缩酒，误为酹酒，因杂引以成乎非礼耳。盖降神之说既穷，而又为代祭之说以文之，但因仍流俗而强为之饰耳。不知灌非虚置之筵上，乃置之尸前也。既献之尸，则尸举之，尸祭之，奚有别降之神，而又何代为之祭耶？唯不知裸为酌鬯初献之名，而灌乃裸字之假借，初非灌园之灌。诸妄辗转，愈人于迷，等祖考之灵于圃蔬畦稻。唯以张子之言为破妄之斧，博求之《诗》及《周礼》以为论定，而反求之为人子孙者之心，谓倾酒于粪壤以事先为安否，则诸说之谬不攻而退矣。
奥灶
五祀，夏祭灶。灶者，火之主，人之所以养也，祀以鸡。其礼，先席于门奥西东，设主于灶陉。先席于门奥西东者，迎神也。门奥西东者，门在东，奥在西；席设于门之西，奥之东，正当室之中而居户外，其非席于奥，审矣。祀门设主于门左枢；祀户设主于门内之西；祀行为軷壤于庙门之西，设主于其上；唯祀中溜设主于牖下，牖在室西南，其下即奥也。是则唯祭中溜则于奥，余祀皆不于奥而设席也。“与其媚奥宁媚灶”云者，谓中溜为土，分王四季，不能为四时之主，故《集注》谓无恒尊，不如灶之主火而司养，专四时之一为在时而乘权也。昧者误读设席于门奥西东之文，遂谓四时之祭皆先席于奥，亦习谬而不觉矣。
公冶长
公治者亦鲁公族，以字为氏。《春秋传》：季氏取卞，使公冶以告。长盖其孙，而以王父之字为氏也。野人语有云：长以知鸟语取羊，致陷缧绁，而复以鸟语告齐师得释，不知其所自起。沈佺期诗曰：“不如黄雀语，能雪冶长猜。”妖妄之传，自唐已然矣。公冶鸟语，闵子芦花，说皆猥鄙。且以鸟音而叶唐韵，俗儒因《论语》有“非其罪也”及“孝哉”之叹，附会成诬，亦可恶也。公冶本复氏，长其字也，读如掌，而佺期以冶长连称，又以平声呼长作苌，疏谬如此，无惑乎其乐道俗劣之谈也。
乘桴浮海
《集注》曰“伤天下之无贤君”，于义自明，惜未言欲行道于海外，遂使俗儒以鲁连蹈海、管宁渡辽拟之。一筏之泛，岂犯鲸波陵巨洋者乎？夫子居鲁，沂、费之东即海也，其南则吴、越也。夫子此叹，伤中国之无贤君，欲自日照通安东、赣榆适吴、越耳。俗传夫子章甫鸣琴而见越王勾践，虽无其事，然亦自浮海之言启之。程子《春秋传》言：桓公盟戎而书“至”，以讨贼望戎，盖居夷浮海之志，明其以行道望之海外。故子路喜，而为“好勇”之过，谓其急于行道而不忧其难行也。
千室之邑
邑有公家之下邑，有大夫之采邑。下言“百乘之家”，则此邑为公家之下邑矣。“室”者，商贾之廛居也。因此以知朱子所云“农民有二亩半之宅在邑”者为非制也。详《诗稗疏》。使一夫而一室在邑，则千室之邑为一百二十五井之氓，六十四井而出一乘，计其所出兵赋止二乘，恶足与百乘之家并称，而必冉有之始能为之宰乎？盖农民所征，一成而出一乘之甲士步卒，若车辇马牛，则商贾计廛而授赋。故《国语》曰：“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。”里，廛也。是以鲁用田赋而《春秋》讥之。车辇马牛为商贾所出，故此言“治赋”，而以千室计之。商贾之赋所征多寡轻重，今虽亡考，以此文推之，千室之赋当与百乘相上下。或十室出车一乘、马四匹、牛十二头，盖车可数十年不敝，而马牛更有孳息，则商贾之岁输亦非过重也。
山节藻棁
《礼器》称管仲山节藻棁，则不独臧氏为然，春秋之大夫僭者类然矣。此言居蔡，又言山节藻棁，自为两事，非谓以此饰居蔡之室也。龟掌之太卜，藏之于府，虽天子亦不别立宫以处之。臧孙虽僭，不应创此。且管仲之宫，亦岂以处龟乎？然则山节藻棁者，亦臧氏之宫耳。《集注》言“刻山于节，画藻于棁”，郑康成《礼记注》则以山、藻皆为画文，说既不同，抑郑氏言大夫达棱，诸侯斫而砻之，天子加密石焉，无画山、藻之礼，则岂管仲、臧辰之创为邪？使其创为，则亦无所于僭，而《礼器》何以讥其滥乎？盖山者斫之穹窿如山，藻者水中洁草，即密石磨砻，治令莹洁，斯以为无知妄作，僭王侯之制与！
左丘明
《史记》“左丘失明，爰有《国语》”，则明即作《春秋传》者。而《集注》云“古之闻人”，盖谓左氏于夫子为后辈，故《春秋传》记孔子卒后事。夫子所称道以自征信必先进，不宜下引当时弟子行之人，乃曰“左丘明耻之”，则借为古人，其耻巧诈者非可笔之于书，夫子亦何从知之？如云“赐也亦有恶乎？”以公非必从众论，何嫌取正左丘乎？但《史记》言“左丘失明”，则似瞽故而名明，此亦不足信，如孙膑刖足而名膑，未刖之前岂无名耶？
老彭
先儒谓老彭为二人：老，老聃；彭，彭铿。乃彭铿他不经见，唯《汉·艺文志》有彭祖《御女术》，则一淫邪之方士耳。《集注》据《大戴礼》商老彭、仲傀之教人，谓为殷之贤者。考仲傀即仲虺，莱朱也；老彭在其前，皆成汤时人。而子曰“我老彭”，亲之之词，必觌面相授受者矣。按老聃亦曰太史儋。聃、儋、彭音盖相近。古人质朴，命名或有音而无字，后人传闻，随以字加之，则老彭即问礼之老子矣。《礼记》称“吾闻诸老聃”。聃盖多识前言往行以立教者。五千言中，称古不一，而曰“执古之道，御今之有”，则其好古而善述可见矣。特其志意有偏，故庄、列之徒得缘饰而为异端，当夫子之时固未泛滥，以亲相质问而称道之，又何疑焉！
司败
《集注》云：“司败，司寇。”然败之为言伐也，则主征伐，盖司马之职也。乃陈为虞后，修天子之事守，世用虞礼，官仍《舜典》。舜命皋陶作士，而以蛮夷猾夏、寇贼奸宄属之。九官别无典兵者，则虞制司马、司寇合为一官，而陈因之，犹宋之有司城，一用殷礼而非周官耳。
诔
《集注》云：“《诔》者，哀死而述其行之辞。”然子路当夫子疾病之时，而称哀死之辞，虽君子之前可无拘忌，然亦太不伦矣。且《诔》之言曰：“祷尔于上下神祇，”抑于哀死而述行何当？《周礼》太祝作六辞以通上下，六曰诔，诔者告神祇之辞也。《郑注》亦以为赐死者以命之词。审然，则宜为丧祝所典，《周礼》所谓掌丧祭祝号是也，固非太祝之所掌矣。按《说文》，此诔字当作，或作。许氏曰：“祷也，累功德以求福”，而引《论语》“曰”以征之。其从言从耒者，许氏曰“谥也”，则郑氏所谓赐死者以命之辞也。是太祝所掌之诔与此“诔曰”皆当从，而为致祷之辞，庶乎子路之称之亦无嫌矣。
三以天下让
三让者，一辞世子，二辞国，三逃勾吴，于义自显。《集注》以“三”作去声读，释为“固逊”，殆以一让为礼让，再为固让，三为终让。此古贽见燕飨登降之文，而施之父子兄弟之间与宗社之大事，不已谖乎？按《吴越春秋》，王季以太王之命致位于泰伯，三致而三让，则让在季历嗣服之初。其时雍岐、勾吴相去二千余里，虚大位于告终之时，走使命于江淮之表，积岁月而未有定，有是理哉？刘敞又以王季、文王、武王为三。文王百龄，中身嗣服。武王末受命，计其时泰伯之薨已久，安得与武王相推逊乎？若谓文武皆由泰伯之让而得嗣，则有周三十余世乃至赧王，皆泰伯之所让，奚但三哉！至于或引汉文帝让三让再为比，则汉文亦礼让之文耳，群臣一劝进而一却之，今太子嗣立亦三进笺而再不允。泰伯之让，夫岂其然！诸说既皆不通，故知三让者，一辞为世子，二辞位，三逃之勾吴也。
三分天下有其二
《集注》谓荆、梁、雍、豫、徐、扬。熊氏谓徐、扬无考。然文王质成虞、芮；虞、芮国在河中，今平阳府境。西伯戡黎，黎今潞安府黎城县，皆冀州之域。而孟津、牧野固属豫州，至武王时犹为殷有。则文王已兼有冀土，而豫州尚多属纣，则“三分”者约略言之，非专言六州明矣。九州之域，青、兖、徐、豫小，雍、梁、荆、扬大，非可合三州为一而三之也。
子路使门人为臣
《集注》云：臣，家臣。按家臣之属，有家宰，有邑宰，有家司马，有家宗人，有家士。但云家臣，不知何职。且此诸臣皆非缘丧而设。按《周礼·司马》太仆之属有小臣二人，掌士大夫之吊劳。又《丧大记》云“小臣复”，又云“小臣楔齿用角栖，缀足用燕几”，又云“浴，小臣四人抗衾”，又云“小臣爪足”，又云“小臣爪手翦须”，皆与死者亲，故曰“死于臣之手”。然唯诸侯之丧为然，天子则用夏采丧祝。若大夫、士之丧，则抗衾爪揃皆用外御，宾客哭吊以摈者掌之，以本无小臣故也。春秋之世，大夫而僭侯礼，于是乎本无小臣，因丧事而立之，故曰“无臣而为有臣”。子路沿俗私置，故夫子深斥之。若家臣，则夫子已为大夫，受田禄于鄹邑，固得有之，而何以云“无臣”哉！
九夷
周衰典废，小国诸侯，国介边徼，惮于盟会征伐之重赋，不能备礼，自降而从夷，则人亦以夷目之，而鲁东海澨本有夷属，故《尚书》称莱夷，岛夷。莱夷今登莱地，孔子却莱人，言“裔不谋夏”是已。岛夷卉服，亦沿海之地，湿不宜蚕，恃苎为衣者。又《左传》陈辕涛涂曰“观兵于东夷”，杜预解曰“郯、莒，徐夷也”。又隐公元年纪人伐夷，杜预曰“夷国在城阳壮武县”。又鲁称“晋听蛮夷之诉”，谓邾、莒也。凡此之属皆谓之夷，则九夷者东方九小国耳，以其僻小俭鄙，降从夷礼，故曰“陋”。
唐棣
《诗传》：“唐棣，思贤也。”既删之后，《诗》尚未逸，唯毛《传》失传耳。既为思贤之诗，则子曰“未之思也”，亦言其好贤之未诚；“夫何远之有”，言思之诚而贤者自至耳。义既大明，则汉人以“偏反”为反经合权之邪说，不攻而破矣。
寝衣
《博雅》曰：“寝衣，衾也。”孔氏注云：“今之被也。”唯其为被，故可长一身有半，足以摺叠覆足，而无冗长之累。如其为衣，而长过于身，则卧起两困矣，猝有水火盗贼疾病之暴至。其能无狼狈颠仆乎？如云非常时所衣，但为齐设，乃散齐亦有七日，变起不测，故《曾子问》有当祭而太庙火之礼。古人制礼必可行，虑如此其周，而独于一衣作此迂拙以自困乎？且此衣，衣之而后寝乎？寝而后衣之乎？寝则必不能衣之，衣之则曳地倾踣，何以就席邪？若有此衣，真怪服矣。是寝衣之为衾，必矣。“必有”云者，谓虽当暑，必覆衾而浅，不露形体，非但为齐言也。次序自当在“短右袂”之下。
布
古之言布者，兼丝麻枲葛而言之。练丝为帛，未练为布，盖今之生丝绢也。《清商曲》有云：“丝布涩难缝”，则晋、宋间犹有丝布之名。唯《孔丛子》谓麻苎葛曰布，当亦一隅之论。明衣之以布别者，异于纤缟靡丽之服耳。
食而
《集注》云：“，饭伤热湿也。，味变也。”今按饭之伤热而湿气未敛者，俟之俄顷，则热者清，湿者燥，何不姑少待之而遽斥之不食耶？且粒食之以饭名者，非但稻麦稷之淅煮而摝蒸者也。凡谷食之熟而无汁可啜者，皆名为食。则今俗所谓糍饼饵馎饦之类，皆饭也，食也，皆非有热湿之伤者也。许慎说“伤湿也”，或谓为湿气所熏腐耳。《集注》增一“热”字，愈入于误矣。按孔氏注云“，臭味变也”，虽统言之，而固有分疏；者臭变，者味变也，皆以经宿热郁致将腐败也。臭变者馊腐，味变者酸恶也。从壹，义与曀通，黯貌；从曷，义与遏通，逼遏郁败之貌。即字思义，可知已。若渍之过湿，蒸之热烂，则所谓“失饪不食”者是也。
割不正
《集注》云：切肉必方正。不知割非切，切非割，方非正，正非方也。古者大脔载俎，食则自断，故《曲礼》曰：“濡肉齿决，干肉不齿决”，非若后世既割之复切之，令大小称口所容，如陆续之母能必其方也，则割切之别也。方者，对圆长椭斜纤曲而言也。正者，正当其处也。古之割肉既皆大脔，而各有分理：骨有贵贱，髀不登于俎，君子不食圂腴；在杀则有上杀中杀下杀；在登之俎则有肩，有臂，有臑，有肫，有胳，有正脊，有横脊，有长胁，有短胁，有伦肤，有觳折，或左或右；肺则有离肺，有忖肺，心舌则去本末：皆所谓割之正也。若其腠理之常，随手划断，则非体之正，是曰不正。抑或宾如主俎则为慢，主如宾俎则为汰，燕如祭，祭如燕，祭燕如常食，常食如燕祭，皆不正也，则皆以失礼而不食矣。倘必如陆续之母所切，四维端匀而后食，则离肺之小而长，脯之长尺有二寸，皆非君子之食矣。脊胁之间，必求其方，将杂用体骨以就之，是求方而适得不正也。《集注》以汉后切肉之法为三代割骨之制，而未求之礼，其失宜矣。
不撤姜食
言撤，则必既设之而后撤之也。言不撤，则必他有所撤而此不撤也。按《士相见礼》：“夜侍坐，视夜，膳荤，请退可也”，《注》云：“荤，辛菜。”姜亦辛菜也。则此言燕居讲说而即席以食者。食已，饭羹醢胾之属皆撤，而姜之在豆者独留，倦则食之以却眠也。古之人类然，君子亦以为宜，不待夜倦欲食辛而更索之。《集注》未悉。
东首
《集注》谓“受生气”，自疾言之，非自君视疾言之矣。东首，首东向也。按《礼》：天子适诸侯，升自阼阶，天子主天下，诸侯不敢为主也；诸侯适其臣，亦升自阼阶，诸侯主其国，大夫不敢为主也。疾不能兴，寝于南牖下之西，而东首以延君，君升自阼，立于户东，使首戴君，存臣礼也，与“朝服拖绅”同义。
三嗅而作
古无嗅字。音许救切者，从鼻从臭，鼻吸气也，施于雌雉之作，固必不可。按此“三嗅”当作“”，音古阒切。从目从犬。犬之瞻视，头伏而左右顾，鸟之惊视也亦然。故郭璞谓张两翅然，谓左右屡顾而张翅欲飞也。若谓张翅为，则鸟之将飞，一张翅而即翀举，奚待三哉！
论语下篇
[edit]长府
《集注》云：“藏货财曰府。”信然，则府颓敝而改为之，亦奚不可，而必仍其旧哉？若谓别作一府以敛财多积，则鲁于是时四分公室，民食于家，亦恶从得货财而多积之，如后世琼林、左藏、封椿之厚储，以供君用邪？按太公为九府。府者，泉布金刀之统名也。其曰长者，改短而长，改轻而重也。圜曰泉，今谓之钱。方而长曰币，冠圜泉于首下作刀形曰金刀，皆椭长而不圜。《钱谱》有汉铸厌胜钱、藕心钱，皆其遗制，五铢兴而始无不圜者矣。改作长府者，改其形模，视旧加长也。加长则所值倍增，用铜少而铸作简，乃近代直十当五当两之法。一旦骤改，则民间旧币与铜同价，而官骤收其利，此三家所以乱旧典而富私门也。故闵子以“仍旧贯”折之。贯，钱系也，或曰缗，或曰贯，皆以系计多寡之称。府改价增，则贯减而少。仍旧者，使以旧府取足贯也。
有社稷焉
天子为天下立社曰大社，自立社曰王社，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，自立社曰侯社，皆与稷同宫而别坛。大夫、士食于君，义无私报，以有稼穑之事焉，故《祭法》曰“大夫成群立社曰置社”，《月令》所谓“择元日命民社”也。然大夫言社而不言稷，则有社而无稷矣。稷之神为厉山氏，为周祖弃，大夫卑，不敢与为礼也。费之有社稷，僭也。古者有分土无分民，大夫且不得有民人，而况社稷乎？子路习于僭而不知，故夫子重斥之。
浴乎沂
朱子谓韩愈、李翱疑裸身出浴之非礼，而不知汉上巳祓除，官民洁于东流之制，故改“浴”为“沿”。不知改“浴”为“沿”者，乃王充之定论，非退之笔解之创说也。莫春非必上巳之期，洁身亦非有周之礼。束晰引周公营洛之事以征上巳之礼，其诗曰“羽觞随波”，此言流觞以饮，未言浴也。浴者，溱洧秉简之淫风耳。莫春之初，正寒食风雨之候，北方冰冻初释，安能就水中而裸戏？或谓沂有温泉，而褫衣于未浴之先，拭体于出浴之际，风寒惨肌，亦非人所可堪也。且温泉必出山谷石涧之中，其下有硫黄礜石，水之平流者不得有之。朱子云“地志以为沂有温泉”者，乃出自泰山盖县之沂水，东南径齐、莒之境，南至下邳入泗者也。《水经注》言彼沂水至阳都县南合温水，上承温泉陂西南入沂水，则温、沂之合在今沂州境内，去鲁数百里而遥；曾晰何事跋涉以往浴乎？此之沂水与彼沂水名同实异，出鲁城东南尼邱山，平地发泉，绕鲁城东门，北对雩门，门南隔水有雩坛，郦道元云会点所欲风舞处也。稍西即与泗水合于鲁城西南。两沂水相去悬绝，恶得以齐地温水之沂为鲁舞雩侧右之流乎？此尤朱子之未悉也。
彻
《集注》之言彻法，在《论语》则曰“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，计亩均收”，在《孟子》则以都鄙用助、乡遂用贡，谓“周之彻法如此”。《集注》之自相抵牾，唯此最为可讶。意朱子必有成论，而门人所记录，或因朱子前后立说之未定而各传之，以成乎差也。以实求之，则《孟子集注》之说较长，而《论语注》合作均收之说，则事理之所必无者也。后世而欲知三代之制，既经秦火，已无可考。若周之彻法，自《诗》称“彻田为粮”而外，他不经见。“彻田为粮”者，言赋税之法，非言民间之农政也。作之与收，无与于赋；税民自耕而自入，原不待于君之区画。君而强为之制，祗以乱民之心目，民亦未有能从者也。以《周礼》考之，《遂人》则曰“以兴锄利民”，杜子春读锄为助，谓起人民令相佐助，是明各治其田，而时有早迟，力有赢缩，故令彼此易工以相佐助也；《遂师》则曰“巡其稼穑，而移用其民，以救其时事”，是亦各治其田，唯有水旱之急则移易民力以相救也；《里宰》则曰“以岁时合耦于锄，以治稼穑”，缘北方土燥水深，耒耜重大，必须两人合耦而后可耕，本家不足则与邻近相得者为耦，彼此互耕，然耦止两人，不及八家，而唯耕有耦，播扰芸获固不尔也。故《诗》言“侯强侯以”，缘一夫自耕之不给，故须强以相佐，如通八口以合作，则乘时有人，亦无资于“强以”矣，此耕不合作之明征也。抑遂人掌治野之事，“夫间有遂，遂上有径，十夫有沟，沟上有畛”，藉令八家之夫共耕九百亩，而田无适主，则九百犹百亩，八家犹一家，遂与径又何用曲分町畦乎？且云“十夫有沟”，则与一井九夫之制犬牙互入，而《集注》云“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”，则同沟者不但共井，而移彼就此，共井者不必同沟，而又奚以为之通耶？此以《周礼》《周颂》参订求实，知八家之自耕其夫田，而无通力合作之事矣。乃抑以事理推之，亦有必不然者。人之有强羸之不齐，勤惰之不等，愿诈之不一，天定之矣，虽圣人在上，亦恶能取而壹之乎！如使圣人能使其民人己心力之大同而无间，则并此井田疆界可以不设，而任其交相养矣。王者制法，经久行远，必下取奸顽疲懦不齐之数，而使之自激于不容已，以厚生兴行，未有遽以君子长者之行望愚氓，而冀后世子孙皆比屋可封之俗也。今使通力合作，则惰者得以因人而成事，计亩均收，则奸者得以欺冒而多取，究不至于彼此相推，田卒污莱，虞诈相仍，斗讼蜂起而不止。立法之不臧，未有如此之甚者也。且一夫之田虽曰百亩，而一易再易，迭相倍加；百亩之田虽曰一夫，而老幼妇子，多寡不齐，十六而为余夫，未十六以前未尝不可任穑事也。今使一夫之家老幼食者八九人，而可胜耕者一人而已，又一夫之家食者四五人，而可耕者二三人，自合作者言之，则必计亩出夫，而人少者不足，人众者有余；自均收言之，则但因亩以分，而此有余，彼且不饱。使耕尽人力，而收必计口，则彼为此耕，而此受彼养，恐一父之子不能得此，而况悠悠之邻里乎！孟子言百亩之粪，上农夫食九人，乃至下食五人，则强弱勤惰之不同，而食者多，佐耕者众，则所获亦必丰也。令通八家而合为一，上农亦此耕，下农亦此耕也，何所分五等之上下？而上农亦此收，下农亦此收也，又何有九八七六五人之异哉？则合作均收，事所必无，理所必不可，亦不待辩而自明矣。故郑氏《考工记注》云：“以载师职及《司马法》论之，周制畿内之田用夏之贡法，以《诗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论之，周制邦国用殷之助法。”盖通贡、助而谓之彻，而孟子欲以此行之一国耳。则《孟子集注》之说确有所本，而《论语注》则朱子以意推测，见为盛世大同之风，而喜其说之矜异，不能自废。门人之所以两存而成乎戾跖，职此由也。要之，人各自治其田而自收之，此自有粒食以来，上通千古，下通万年，必不容以私意矫拂之者。而彻者赋法也，非农政也，亦不可混而无别也，尽之矣。
奡荡舟
《集注》“陆地行舟”之说，盖自古相传之讹也。行舟于水者，非力能运之，水本流动，舟寓于上，浮泛而无留势，故一夫之力，径寸之楫，可转万斛之舰，因其便也。陆地涩滞，物居其上则止，推移之者必自外旁撼，足趾撑地而后得施其力。今以一人立于方尺木板之上，而以篙楫撑之，力尽篙折，未有毫厘移动之理。舟虽至轻，视方尺之板犹数百倍也，奡力即百倍于人，至无所施力之处，亦将何以措手足乎？凡人之力皆生于足。扛鼎曳牛，必坚立而后得胜。足力愈猛，则足之所履愈坚。是将百奡千奡，徒增舟势之安耳。按“荡”者摇荡以行也，初未尝有在陆曰荡、在水则否之辨。荡舟何知在陆？《春秋传》言蔡姬荡舟，岂蔡姬亦有神力邪？然则所谓荡舟者，谓能乘舟以水战也。古有陆兵，无水师。黄帝坂泉，后启甘扈，皆平地决战也。奡助羿为乱，肆暴于东海之滨，始作水战，以残过、戈、困、灌，荡舟之义，甚为明著。陆地之云，既事理所必无，其为怪妄，与羿射九日等，注圣人之言者所必芟也。
沟渎之中
“十夫有沟”，则沟者水之至小者也。江、淮、河、济为四渎，则渎者水之至大者也。连沟于渎，文义殊不相称。且自经者必有所悬，水中无可悬之物，安容引吭！既已就水际求死，胡弗自沉而犹须缢也？按《史记》“杀子纠于笙渎，召忽自杀”，邹诞生作莘渎。《索隐》曰：莘、笙音相近，盖居齐鲁之间。渎本音窦，故《左传》又谓之生窦。然则沟渎，地名也，云“之中”者，犹言之间也。又《春秋》桓公十二年公及宋燕盟于谷邱，而《左传》言“盟于句渎之邱”句，古侯切，与沟通。盖莘渎、笙渎、生窦、句渎一地四名，转读相乱，实谷邱耳。杜预谓谷邱，宋地，亦无所征，实在鲁边境，齐人取子纠，杀之于此，而召忽从死也。
谅阴
《书注》谅音梁，阴音。谅古作梁，阴古作暗，天子居丧之庐也。楣谓之梁，庐谓之暗。梁暗者，一梁支脊而无楹柱，茅垂于地，从旁出入，今陶人窑厂、军中窝篷似之。《集注》谓“未详其义”，小注谓“谅，信也；阴默也”，附会《说命》“恭默思道”之说，徒见穿凿暗，今文庵字，为浮屠室之名。以其檐垂地而无牖，故谓之暗；以其草覆掩而不开户宇，故谓之庵，其实一耳。
郑声
《集注》谓是“郑国之音”，据《溱洧》诸诗言之，而谓郑诗淫者十九，举叔段、忽、突及忧乱、刺学校之诗概指之为淫，而尽废古序，以征此文之说。按郑之为国，在雍州之域，今汉中之南郑也。桓公谋迁于虢、桧之墟，而复蒙郑号。然则风气之淫者故郑乎？新郑乎？卫居沫土，滨河沃衍，有纣之遗风，是故桑间濮上，靡靡之音以作，雍州水土重厚，周京之故壤；桧地狭而多忧，有宗周之感；既皆民无淫习。桓、武、庄、厉，亟战贪利，共叔内讧，五子交争，晋、楚寻兵，辛苦垫隘，淫声其暇作乎？盖雅，正也；郑，邪也。医书以病声，之不正者为郑声么哇嚅唲而不可止者也。其非以郑国言之，明矣。先儒以今之琴操为郑声，其说是已。琴不谱“褰裳”“溱洧”之辞，岂亦如朱子《诗传》之讥乎？
匏瓜
《集注》谓“瓠瓜系于一处而不能饮食”，使然，则草木之属谁能饮食者？殆不成语。或引俗言“无口瓠”以证之。“无口瓠”自宋人里巷猥语，见《李沆传》，谓瓠未刳口不堪盛物，囫囵圆转而已，非谓瓠之本无口也。瓠之与匏，一物而异名。当其生嫩可食则谓之瓠，及其畜之为笙瓢杓壶之用，皮坚瓤腐而不可食矣，则谓之匏。“系”者，谓其畜而系之于蔓也。“不食”者，人不食之也。故引以喻其徒老而不适于用也。文义自明，勿容支离作解。
五谷不分
《集注》谓“犹言不辨菽麦”。按：不辨菽麦，以讥童昏之尤者。五谷之形状各殊、岂待勤四体以耕者而后辨哉？“分”者，细别其种也。均此一谷，而种自不等，宜迟宜早，宜燥宜湿，宜肥宜瘠，各有材性，农人必详审而谨记之，不尔则早迟同亩，刈获难施；燥种入湿，其稼不实；湿种入燥，小旱即槁；肥种入瘠，结实无几；瘠种入肥，叶丰穗萎；故非老农不能区别以因土宜也。但云不辨菽麦，正复为丈人嗤耳。
区以别矣
《集注》云：“区，类也。”冯氏则曰“邱域也”。按《齐民要术》有区种五谷法，作为区畛，如今菜畦，数亩之内，各种杂植，长短丰羸，相形易见。此“草木”者，亦言谷蔬果蓏良材之在田圃者，非谓山林之杂木野卉也。冯氏之说，较为得之。如以为草木之类各有大小高庳，则类一定而不可易，将圣人必不须下学，而小子终不可学圣乎？观其所譬，而义自见矣。
予小子履
《集注》：“履，汤名。”《世本·谓汤》名天乙，至为王改名履。《白虎通》则谓殷家质，故直以生日名子。汤生于夏世，故本名履，后乃更名乙，为子孙法，变名从质。凡此皆牵强附会之说，无足信者。汤之先代有报丙、报壬之属，是当夏世而有甲乙之称，非变名从质矣。纣名受，或曰辛；微子名启。《竹书纪年》：太甲名至，沃丁名绚。商人自别有名，又非因为王而改名履矣。其以十干纪名者，犹秦之称二世三世，今人之有行耳。商自立国以来，君各有号，有天下而不改。天乙者号也，履者名也，非汤有两名，审矣。
孟子上篇
[edit]万乘之国
《集注》谓“天子畿内地方千里，出车万乘”。当七国时，提封皆逾千里，足知非谓天子。且殷、周之有天下，未有弑君之事。弑君者齐、晋、秦、楚耳。魏冉封陶，黄歇封吴，土地广于三代之侯封，千乘之家亦非天子公卿也。于万乘言国，则非天子明矣。于千乘言家，则非县内诸侯亦明矣。若《春秋》所纪，周、召、毛、祭、刘、单皆得有国，不言家也。周末兼并，强者数圻，固不待言。即在周制未乱之日，鲁号百里，而“奄有龟蒙，遂荒大东”，传称“泰山在鲁封内”；则平阴、泰安、兖州、宁阳、曲阜、泗、费、沂州之地，横亘数百里，非果俭于百里。莒子国如孟子言方五十里，而有牟娄、郠、郓、防、兹、牟夷。邾，附庸也，如孟子言不能五十里，而有漆、闾邱、滥、升陉、訾、娄、沂西、漷东。其下邑如此其多，则土田兵赋，从可知已。则诸侯之封地，不尽如孟子所云。是千乘之国，鲁、宋、卫、中山之谓也；万乘之国，则孟子尝以称齐、燕，而七雄皆是也。诸侯大国三军，军二千五百人，皆止三十六乘步卒甲士之数，三军者百十有八乘耳。天子六军，亦止万五千人，《白虎通》所谓“万人必死，无敌于天下，而天子自让于德，加之五千人”者也，亦二百三十六乘耳。若千乘之军，则当七万五千人，万乘则七十五万人，古今用兵无如此之多者，唯战国白起、暴鸢、王翦之流，始空国而兴数十万人之师。以此推之，七十二井而出一乘，亦流传失实之说。不然，则如唐之更番宿卫、宋之厢军、禁军赋以充伍者，七十二井而一乘，其实不止于此也。又“师行而粮食”注云：“万二千五百人为师。”天子六师七万五千人，正合千乘，而非有万乘。然军则二千五百人，师则万二千五百人，是一师而五军，天子当有三十军，古无此文，不敢谓然也。大要诸侯之封不止百里，而田赋所出，七十二井而一乘，亦似不如是之轻。兼并无制之后，国土或大或小，阡陌既废以还，赋役或重或轻，参差不一，难以一概而论。万乘千乘云者，自其土田言之，地方七十二万井而万乘矣。
填然鼓之
《集注》云：“填，鼓声也。”以“填然”状鼓音，殊为不似。按《诗》称“振旅阗阗”，《集传》亦以为鼓声，愚已辨，详之《诗疏》。乃此“填然”又与“阗阗”有别。彼以振旅之盛言，此以方战之势言。按毛公《诗传》填、烝、尘三字古通用。填音真，众也，久也。言两阵相压，烝然众立，迟久而后鼓以进也。
衅钟
衅，祭名，血祭也。凡落成之祭曰衅。故庙成衅之以羊，余夹室皆用鸡。郑司农众读衅为徽，初非衅郄之义。《周礼》“太祝隋衅”，郑康成曰“凡血祭曰衅”。血祭者，刲牲神前而不荐熟耳。若如《集注》谓“涂其衅郄”，则宫室非浑成无隙者，岂羊血之遍锢其户牖乎？且钟有衅郄，必不成音，自当改铸，以血涂之，曾何所补？衅字或作衅，训为隙也乃借用，非本义。《集注》盖未之考也。
觳觫
按《特牲馈食礼》“主妇俎觳折”，《郑注》曰：“觳，后足。”《尔雅》云：“觳，尽也。”后足于体为末，故转训尽也。《说文》无觫字，应是悚字之讹。觳觫者，觳间悚悚然筋肉颤动，犹今人言股栗也。《十三经》传写失真，非圣贤之笔授，如此类者多矣。
疾首蹙
《集注》云：“，额也。”按：额，颡也；，鼻茎也。人即甚有愁苦之容，无能蹙其颡者，唯鼻茎蹙蹙耳。《集注》又云：“疾首，头痛也。”痛自因病，不因忧愁，或因愁致病，则且伏枕呻吟，管龠不得而听，羽旄不得而睹矣。疾首者，蓬发不理，低垂丧气，若病者之容耳。
刍荛
《集注》：“刍，草也；荛，薪也。”囿中非樵牧之地。君之薪草，甸人所具，山虞所供，且不取于囿中，而况民乎！按：刍，王刍也；荛，芜菁也。扬雄、陆玑皆以为尔。囿中有菜，自其应然。今上林苑嘉蔬署所掌菜畦，其遗制已。王刍今俗呼竹叶菜；芜菁，菘菜，俗呼扢搭菜。刍野生，往刍者采之；荛种艺而生，往荛者往种之；皆所以便民之菜食也。
明堂
明堂之说，古今聚讼，要出于公玉带之流因缘吕不韦《月令》文，以阴阳术数妄为拟撰，而班固《白虎通》、蔡邕《明堂月令论》增饰支离，以致拓跋氏盈廷揣摩，欲构一不方不圆、横斜空窈之屋，而形模乖错，乃令匠石无所施其绳削。其曰十二室者，据《月令》言之也，然四出皆三室，则每向九楹，当有三十六柱，而汉儒又以拟每方七宿之故，谓为二十八柱，于是有十二宫九室之说。以明堂左个即青阳右个，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，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，玄堂左个即总章右个；一室两向，自非仲月居太庙，则恒两月而共一室，特开户不同耳。夫一室两名既为苟且涂饰之说，而四旁八室幻为十二室，中央太室四响皆为檐壁所窒，天子何面以施斧依？诸侯百官，班列何室之阶？出入何室之户？说之不经，乃至于此。且非朝非庙，赘立一宫，远在国阳，百官府署不属于左右，天子舍其朝庙，日驾以往，旋转移居，有如嬉戏，先王未尝如是之迂诡也。况明堂之立在国之阳，一而已矣。泰山之下，巡狩偶至，无弥月之留，而何亦有之？且天子狩于五岳，各以其时，岱宗春事，则建青阳三室而已足，余九室何为而建？如使泰山之旁仅有三室，则宜名青阳，不名明堂矣。夫堂之为言非室也，室之基也。室虽九室，堂一而已，何为四方而各异其名耶？孟子曰“王者之堂也”，则亦天子巡狩之行宫而已矣，何尝繁曲纤诡，构此支离空洞不可居之室乎？且巡狩方岳而处明堂，为即明堂以居邪？抑别有宫而莅明堂以布政邪？既别有宫，则明堂为赘设。如即明堂以居，则四开八达之室，何以别嫌疑，谨守卫，蔽风雨哉？《礼·明堂位》序三公于中阶之前，侯于阼阶之东，伯于西阶之西，子于门东，男于门西，九夷东门外，八蛮南门外，六戎西门外，五狄北门外，九采应门外，外有应门，内有三阶，将室室而有之乎，则此九室者班列之众，位次之阔，门阶之备，壹如路寝之制，其延袤当何如，而何仅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也？且东西南北位各因天子所立而定矣，使天子而居玄堂，岂不易北狄居南，西戎居东乎？即如三公位中阶之前、北面东上，使居青阳总章，则侧向天子，居玄堂则与天子背立矣，尤其说之不可通者也。《明堂位》又云：“太庙，天子明堂。库门，天子皋门。雉门，天子应门。”门堂相次而论，应门在明堂之前。《春秋》记雉门及两观相连，则明堂在应门象魏之内，非应门之外远处南郊别有明堂，审矣。明堂之前为应门，而明堂随月异向，其前皆为应门，则是有四应门，而路寝又有应门，何应门之多也！抑应门者南门也，东西北各有应门，则亦不适为应门矣。《考工记》云：“匠人建国，市朝一夫。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五室，九阶，四旁两夹窗。”五室，谓五间六楹也。九阶，阶九级也。四旁两夹窗，谓四旁阿阁然，唯有南北牖也。“殷人重屋”，谓复檐也。“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。”庙中以几筵为尚，故度以筵。谓之明堂者，周庙之堂基，较夏之堂一尺、殷之堂三尺而尤高。高则明，故曰明耳。凡此皆言庙制在应门之内，故系之“市朝一夫”之下，而下即继以庙门、路门、应门之制。又曰“内有九室，九嫔居之。外有九室，九卿朝焉”，则明堂在王宫之内而即太庙之堂，审矣。自室而言，则曰太庙；自堂而言，则曰明堂；其实一也。盖古之王者即太庙为布政之所，故曰爵有德、禄有功必于太庙。言爵赏则刑政可知。路门之内虽有内朝路寝，而非班政教之处，故《周礼·司士》“王入内朝，群臣皆退”。若库门之外有外朝，则小司寇所掌，以致万民而询大故者，愈非政教之所自颁。是太庙即出治之所，明矣。《觐礼》“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，兖冕负斧依，”即《明堂位》所谓“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”也。又云“诸侯前朝，皆受舍于朝”，郑氏注云“受舍于朝，受次于文王庙门之外”也。故《觐礼》又云：“乃右肉袒于庙门之东，入门右，北面立，告听事。”天子布政，布之于诸侯也，而见诸侯必于太庙，则以太庙者即天子之正衙，载祖考之威灵，而以孝治天下，示无专私，非若后世之有前殿以受朝贺而颁大政也。则明堂即太庙之堂，故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。天子居京师，则莅太庙户牖之间，以临诸侯、宣政教，而太庙在应门之内、路寝之左，即此以为明堂之位；巡狩方岳，则不能如王宫之备，内无九嫔之居，外无九卿之署，而载主以行，必于行宫寝室之左立庙以奉所载之主，则庙视太庙而堂亦谓之明堂，外立五门，一如王宫之制，则泰山明堂之所自设也。惟周之太庙其堂曰明堂，故鲁之太庙拟周之制，堂崇九尺，而《明堂位》曰“太庙，天子明堂”，虽为僭礼，而明堂之即太庙益可征矣。《孝经》曰：“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。”宗祀者，祖有功，宗有德，百世不迁，必时享也。配上帝者，上帝之祀与有天下相终始，而文王永为不祧之宗，与相埒也。祀文王于明堂，是明堂即文王之庙，与《觐礼》受次于文王之庙又相吻合矣。使拘《月令》之说而为四出九室十二宫欹零狭隘之屋，则祀文王又当于何室？岂唯仲夏祭于明堂之太庙，而青阳总章玄堂之有太庙，又何谓邪？一堂而四庙，人可以无定居，鬼可以无定飨与？后世不察，别建大飨殿祀苍赤黄白黑五帝，以祖配之，则沿郑玄拾《月令》《白虎通》之绪余，而附会之于谶纬，以启淫祀也。蔡邕不能据经以裁异说，而又合太学辟痈以乱之，不能证明堂之即太庙，而屈太庙以就明堂，虽博引旁征，说铃书肆而已。诬说之起，不韦倡之，刘安承之，公玉带之属淫之，蔡邕成之。折中以事理之安而参考之《三礼》，群邪其尚息乎！
褐宽博
《集注》云：“褐，毛布”，盖误以褐为毼也，说详《诗稗疏》中。后篇云“许子衣褐”，使其为织毛之毼，许子安能常以为衣，不畏暑月之暍死乎？且布有精粗，毼亦有精粗，毼之精者，价倍纨绮，安得言毼而即为贫贱之服？且毼出北方，南土所无，自非富贵人，鲜有衣毼者。许行生长南楚，服用朴俭，舍其土宜之布而求毼于北贾，愈为不惮烦矣。精者曰布，粗者曰褐，皆枲为之。“宽博”云者，谓贫贱之夫，内无裘纩之衬，外披粗布，边幅不收，郎当阔大也。
蹶者
《集注》云：“蹶，颠踬也。”颠踬者，固非心之过，抑非气之过，不得云“是气也”。且颠踬则形气交为之动，而不但动其心矣。按许慎《说文》：“蹶，跳跃也。”故汉有“材官蹶张”，言能跳跃上车也。践地安而始举足曰步，流水步曰趋，跳走曰蹶。蹶盖趋之甚者。方蹶则心为之扬厉，方趋则心为之悚敏，故曰“反动其心”。赵注云：“气闭不能自持，故志气颠倒”，殊为无谓。《集注》因之，过矣。
而勿正
《集注》云：“正，预期也。”预期者躁于必得、即助长也。按《士昏礼》：“必有正焉，若衣若笄。”《郑注》云：“必有正焉者，以托戒之使不忘。”故又曰：“视诸衿鞶。”然则正者征也，的也，指物以为征准，使必然也。故射侯鹄中有正，必欲矢之至乎是而不可移易也。集义者徙义以日新其德，而不倚物以为定据，故曰勿正。有事则有守，勿正则不执，勿忘则有恒，勿助长则不迫。上以事言，下以时言，自相互以起义也。
夫里之布
《周礼·载师》：“宅不毛者有里布，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。”但言有里布，则亦视一里之中各家所当出之布，而不以无丝枲捐之耳，非遂重困之，令出二十五家之布，如郑玄所云也。设使故为苛征以示罚，虽有其令，必不能行，徒以棰楚追求，致罢民之死，曾谓先王而有此已甚之政乎？征夫家者，谓征一夫之力役也。夫，口也。家，户也。夫家犹今言户口也。《周礼·遂人》“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，以起征役”是已。民无职事，则应不与夫家之力役，而必视有常业者以征之，亦可以警游惰矣。若如郑玄所云“百亩之税”，则当以九一输十一亩有奇之粟。每百亩准中农六人之食，以中岁准之，人月食三釜，岁食三十六釜，总六人为二百一十六釜，而九分之，当输二十四釜，为一百五十三斗六升。罢民何所得此粟以偿重罚耶？且孟子言“虽周亦助”，则有公田而无税粟，又何从立一税额以征之乎？又布之为义，郑众以为布参印书，广二寸长二尺以为币，则与后世钞法相似，既不经他见。郑玄以为泉，然考之周制，则亦无农民出泉钱也。之理，而税赋必视其地力所产，人功所为，则桑麻之税，输丝枲所织之布耳。故宅毛者税其布，而不毛者亦不蠲之。郑玄《周礼注》谓“口率出泉”，要以汉之横征论周制也。
三里之城七里之郭
《集注》云：“三里七里，城郭之小者。”按古之城制，都城不过百雉，三丈为雉，百雉者周围三百丈耳。三百六十步为一里，步凡六尺，则一里该二百一十六丈，三里凡六百四十八丈，七里凡一千五百一十二丈。是三里之城为二百一十六雉，七里之郭为五百四雉，侯国之城参大都，而此郭几倍之，何得谓之为小？且此以地利言之，而曰“环而攻之而不胜”，则亦以城大不易攻为言，不当设言极小之城矣。抑孟子之言里，皆以开方言之，若“汤七十里，文王百里”之类是也。使其为方三里，则周围十二里；为方七里，则周围二十八里。秦汉以后，侈大其城，以至于今，逾益展拓。然如此者，非都城省会亦不数数也。小云乎哉！
兼金百镒
《集注》：“二十两为镒。”“虽万”镒注。赵注则曰“二十四两”。则百镒二千四百两也。按五金之属统名为金，唯黄金贵倍涯量，况云兼金，价倍于常者。薛，蕞尔国，安所得好金千二百两以馈游客哉？兼者，杂也，杂青金、赤金、白金可以铸泉布器用者也。青金，铅也。赤金，铜也。白金，锡也。《春秋传》：“郑伯朝于楚，楚子赐之金，与之盟曰：无以铸兵。故以铸三钟。”则古者盖以铜、锡、铅为货贿相馈遗矣。故孟子于薛曰“故为兵馈之”，言以铸剑戟也。
葬于鲁
《集注》云：“孟子仕于齐，丧母，归葬于鲁”，盖沿赵注之臆说也。使孟子以丧母归，则父没为母三年倚庐垩室，三年不从政，岂孟子无三年之爱，而葬毕卒哭，即舍以之齐？逾礼薄恩，亦至是哉！充虞曰“前日”，近词也。大夫三月而葬，则反齐在数月之内，去终天之憾无几时，而从容谈论于逆旅，殆无人之心矣。孟子曰“化者”，谓死为化达情而为简略之词。不从生而称母，又不从没而称妣，乃斥言之曰“化者”，又曰“无使土亲肤”，肤为谁之肤，而言之不恻，何其忍也！赵氏独据“俭其亲”之文，因臆度为母丧，而《集注》以鲁平公逾前丧之说，与木美相涉，遂信赵说，而孝子于亲，虽极天下之奉，不忍曰恔，而父母之前，虽圣人在天子之位，不敢自称君子，何弗之察也！盖言亲者非必己之亲也，苟有子，则固夫人之亲矣。按：此孟子丧妻，子幼未任家政，为之治葬耳。子在，故曰亲也。君子云者，以君子之道处其子也。唯妻之丧，故始死不奔，待葬而往。木者，椁材也。葬毕而反齐，以终其仕齐之事，不以私废公也。谓之曰“化者”，犹延陵季子之言骨肉归于土也。曰“恔者”，君子于其妻子，心安道尽而亦可以慰矣。而充虞“已美”之疑，亦勿嫌于伤仁孝之心矣。考之本文，无不冰释。此之不审，则不但诬圣贤仁孝之德，而归葬匆匆，旋即适齐就客卿之位，适以启李贤、张居正、杨嗣昌之口实，为名教之大害，可勿辨乎！
成
一作。齐之勇士，以力事齐景公，其言“吾何畏彼”者，以角力言耳。孟子借引以喻人之自强。《集注》云“彼”谓圣贤，未审。
且志
孟子之言“且志”者二。《集注》云“志，记也。”意以“志”为书名，而“且”者转语之助辞。乃“丧祭从先祖”，即上称“宗国”“先君”之旨；“枉尺而直寻”亦一见，则“大王”“小霸”之意。“且”者，较前说而更进一义之辞。今未尝别出一意，皆不得言“且”。抑滕人、陈代，两不相谋，向称“志”而必以“且”冠之，若出一口者然。盖“且志”者，古书名，杂编古今雅俗共称之成说以汇记之。谓之“且志”者，言不择而姑且志之，辑录之以听人引证也。后世著述有《可谈》《资暇录》《备考》《鸡肋》之类，皆此义也。故其言义味短浅，通于流俗。滕人、陈代皆苟且合俗之士，故以之为谈助。
五十而贡七十而助百亩而彻
《集注》以谓三代授田之制，乃求其多寡渐加之故而不可得。论者谓夏当洪水之后，田多未垦，故授田寡，似矣。然殷之于周，又何以赢缩益差邪？岂武王革商之顷，域中之田遽垦其十之三乎？洪水之后，污莱千载，一旦而皆成沃土，无是理也。《周礼》称上地不易，夫百亩；中地一易，夫二百亩；下地再易，夫三百亩。不知夏之下地兼田莱而百五十亩，抑二百五十亩而五十亩莱耶？孟子言百亩之粪，以中农为率，食六人耳。使夏果授田五十亩，则止食三人，仰事俯育，其何赖乎？授田之说曰：三十授田，六十归田。承平既久，生齿日繁，即谓死生盈缩固有恒数，抑必参差不齐。向令一井之中八家各生四子，则归者百亩，而授者四百亩。抑或邻近井里皆无绝亡，乃十井之中，三十年之后丁夫将盈数百，岂夺邻井之地，递相推移以及于远？而农不得服先畴，沟洫、场圃、庐舍、桑麻皆无固志，必且渐化为硗瘠矣。如择远地绝产而随授之，则父子兄弟离散东西，尤非善政。且子男之国，提封无几，使归田者少，授田者多，其能取邻国之田以授之哉？老不逮六十而田未归，少巳逾三十而应授田，邻井他乡卒无可授，则当如今选法冗滞、立候选候缺之例，其将使此丁夫袖手枵腹，以候邻叟之老死与？抑岂多取良由，置之不耕，以候后来之授哉？以理推之，归田授田，千古所必无之事。其言一夫五十亩者，盖五十亩而一夫也；一夫七十亩者，盖七十亩而一夫也；一夫百亩者，盖百亩而一夫也。此言取民之制，而非言授民之制。也自杨炎两税以后，古制尽湮，易启群惑。大要古者以田从户，唐、宋以降以户从田，流至今日，遂有随粮带丁之事，一切以田为准，而户口皆为虚设。若古者之制，特致详于户口。《周礼》所谓“夫家”，夫者口，家者户也。虽以时登降，而有易户无增田，故《王制》载天子诸侯之提封皆有定亩，无损益也。夏后氏一夫则取其五十亩之税，殷人取其七十亩之税，周人取其百亩之税，或助而不贡，则公田有常所，因夫家而颁其助耕之力征耳。且使人益众则别授以田，假令有新增夫家盈于八口，抑更增公田百亩，抑不增耶？人日众，田日授，公田日增，不特封域有限，而公家亦当倍于往日之取，正孟子所谓“暴君污吏，慢其经界”者矣。以此知三代之取民，夏最轻，殷、周渐重，以质文渐降，国用益繁，非夏民之受田少而殷、周之民受田多也。且民之有田，自夏后氏始乎，抑自农、轩以降固有之矣？既为民所固有，则多寡不齐，皆已守其故壤。夏后氏其将夺力可耕数百亩者之田，以分给之罢惰者乎？是王莽之乱政也。且民之不耕者鲜矣，无田者少，而溢于五十亩者多，将取有田百亩者夺其半而使荒哉？尤不仁之甚者也。唯其为民所固有之田，故称其力之所可耕与壤之所有余，一夫而征其五十亩之贡额，设于任土作贡之日，而后勿问其在彼与在此。制一定而民可遵行之数百年，则所谓不易、一易、再易者，亦犹今之上则、中则、下则耳。或亩五分，或亩七分，或亩十分税，所谓“实皆什一”者。贡法以中岁折实起科，助、彻则公田无减，至于上下中地之既定，不复问其易与不易，特存其易不易之名而已。唯其为实征之数，故孟子承上取民有制而言，初不云授民有制。言授者，授之以一夫之名，授之以一夫之赋也，一夫承一夫之田，即承一夫之赋。虽人渐众，户口渐分，即有析产，而一因其旧立之夫家以为常额，彼此登降，听民自便，要使无弃土亦无罢民，不待屑屑然一予一夺，上劳下渎，开欺伪之门也。《周礼》大司徒则曰“以土均之法，制天下之地征，以作民职，令地贡，敛财赋”；小司徒则曰“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，以任地事，而令贡赋”；乡师则曰“以时稽其夫家众寡，辨可任者，与其施舍者”；载师则曰“掌任土之法，以物地事，授地职，而待其政令”；遂人则曰“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，以颁职作事，以令贡赋”。自司徒以至于州、党、族、闾、鄙、酂、里、旅皆止于稽夫家以制贡赋，无有一官掌归田授田之政者。岂此极繁极大之事，听之胥史而官不与闻乎？盖先王日饬其取民之制，而犹恐滋奸伪、启污暴，必不能取九州之民与田若厨妪之计米而炊，以致简牍山积，陈乞纷填，候者争者倚耒经年而不得施其耕耨，其亦明矣。始则度田以立夫家之额，既则限夫家以立贡助之准，畛域沟洫各有经界，一如鱼鳞丈册而特画地为形埒，不似今之徒任故纸，可资奸欺飞脱耳。一夫即今之一户也，一井即今之一甲也，一里即今之一团也，散合鳞次，夫家皆有定限，而征赋从之。假令有方五十里之国，为田二千五百井，为夫二万，虽有乘除，不出此数，绝者补之，易者移之，上但无额外之征，而已足养民矣。若天之生人也无涯，而地之成壤也有涯，必欲齐一均平，天地且不能得，虽圣人其将如之何哉！或曰：生杀消长，天亦自有恒数然。或待之数十百年，通之四海战争饥馑疾疫之屡作，而后大概相去不远。但令一岁之中，一国而羡出十夫无田可授，则此十夫之八口已为道墐，况有甚于此哉！夫家者粮户之籍名也，余夫者今之未成丁也，户口定而田粮随之，今苗猺峒田犹存此制，一户派粮若干，责之户口而不任土地。盖远古之事，裔夷犹有存者，异于唐、宋之数改易，起好古不通者之惑也。后世任土地而略夫家，然先王之制犹有仅存于湮没之余者，盖古今此理必不可废。宋诸大儒见后代之苟简，遂谓先王之必大异于此，而以其谈理谈数、四破八分之说通之于事，幻立一瓜分缕析、商盐较米之王政，乃欲买田顷亩，私行之于一隅，遂谓可施之四海，行之万年，若张子之所为者，非愚之所敢知也。
饔飧
古者天子四饭，诸侯三饭，食必以乐侑之。饔飧者，庶人之食。庶人食力无算，而必以晨为节。许行之说，盖欲去三饭之礼，等晨之食耳。若炊爨之役，庶人亦妻代其劳，未闻其且耕而且炊也，《集注》未安。
蝇蚋姑嘬之
蚋本作蜹。《方言》谓秦、晋之间谓之蜹，楚谓之蚁；注云小如蚊而乱飞，或谓之睯蜹，盖蚁之有翼者，《尔雅》谓之螱。《集注》以为“蚊属”，未审。类蚊而小者蠛蠓也，雨止则聚飞，不集于腐秽，不噆肌肉。宋祁谓蜹小虫，日中群飞，集人肌肤而嘬其血，亦非也。日中群飞者既不嘬人，且此未葬之骴骼，何从得血而嘬之乎？“姑”，且也，或以为蝼蛄，亦非。蝼蛄食土，故俗谓之土狗，不食腐肉。“姑”云者，言蝇蚋之集，且飞且下而嘬之，如尝试然也。
牲杀
畜牧曰牲，渔猎曰杀。特牲馈食用羊若豕，少牢馈食则兼用之，所谓牲也。鱼皆用鲋；腊，大夫用麋，士用兔；皆渔猎所获，所谓杀也。渔猎所获谓之杀者，有上杀，有中杀，有下杀。上杀以供祭祀，重在杀也。有田禄则有家，司马征起采地之徒众以听渔猎，无田则不能，故曰“不备”。
亳葛
亳有南亳、北亳、西亳之别。汤所居之亳，西亳，偃师也，故椒举谓汤有景毫之命。景亳者，西亳有景山，在缑氏西南，而《诗》言“景员维河”者是已。《皇览》云：偃师有汤亭、汤冢。杜预谓考城之薄县今归德有汤冢者误。汤之所居既在偃师，则葛与之邻，亦必非宁陵之葛可知已。《春秋》：“葛人来朝”，杜预曰：“葛国在梁国宁陵县东北。”或以其与北亳考城相近，因疑汤居北亳，不知夏末之葛以放而不祀为汤所灭，地入于商，何得至东周尚存？以《春秋》之葛为夏之葛，宜其谬已。按：亳之为言大也，犹言京也。周谓之京，商谓之亳，皆天子之都也。有三亳者，犹周有丰有洛，汉有长安有洛阳，皆称京也。汤未为天子，而所居已称亳者，犹公刘之称京师也。古者诸侯之都，皆自立美名，及有天下，因以名其畿内耳。商有天下，乃建南北二亳以配西亳；夏命未移，唯偃师称亳而已，无所谓南北亳也。葛伯之国大概在河、洛之间，春秋为周、郑之地。桓王与郑战于葛，疑即葛国之故墟。
今兹
《吕览》曰：“今兹美禾，来兹美麦。”古者谓收获之时为兹。今兹犹言今秋也。当敛获之际，租税方入，会计一年之国用而曰未能，非但训兹为此也。
洚水
洚本音户工切，与洪同音。许慎曰：“水不遵道也。”洪水者洪河，谓黄河也。当禹之时，河水骤涨，险阻淤塞，其上流则滞于龙门，横决晋地。已而畜极妄行，随处坌出，不循故道。河本东行，逆流而北，邢、魏、曹、濮之间，汇为泽国，故曰泛滥于中国。中国者，冀、兖也。大名、广平、沙碛平衍，尤为洚水之所潴。故《禹贡》云：“东过雒汭，至于大伾，北过洚水，至于大陆。”洚水本为不遵道之水名，而以名大伾、大陆间之水者，以此为洚水之所尤聚也。孟子释《书》言“洚水者洪水也”，九州之水河为最大，谓之洪流，故申明洚水之所自，实河水之洪流也。禹治水凡二：一治洚水，专于河；一涤九州川浍，以行水利，节旱涝，则江、淮、汝、汉皆治焉。传注往往混合，愚于《尚书稗疏》言之详矣。绎孟子“洚水洪水”之旨，尤为显征。《集注》言洚洞无涯之水，则言洚水已足，又何劳孟子之释哉！
孟子下篇
[edit]为高必因邱陵为下必因川泽
《集注》云：“为高下者必因之，则用力少而成功多，”盖以为筑台浚池之事。然未闻有筑台于山脊者，唯俯因洿下，则所谓下临无地，其高易见耳。况川泽既为水所潴，而复凿一坎以为深渊，将欲何为？且川泽之中何以施锄？王安石误听李垂，用浚川钯疏河，取笑千古。若欲池涧之深，必就滩碛高处壅筑陂堰，则因高不因下也。按此二语见《礼器》，上云“为朝夕必放于日月”，岂为朝夕者亦人开之使晓，闭之使昏乎？为者犹言有事，谓祀事也，故下云“因天事天，因地事地，因名山升中于天”。所谓丘陵者，圜丘也；川泽者，方泽也。因高祭天，因下祭地，必于其类，而求冀遇其精意，故以比为政而因先王之道，因其类而后可通其理也。
涕出而女于吴
《集注》谓“吴，蛮夷之国，景公羞与为昏”，非也。吴，周之伯父，《春秋》以其僭王夷之耳，当时诸侯不以夷贱之也。鲁且越礼为结昏，齐独耻乎？按《越绝书》称阖闾胁齐女以为质，后其女悲思，是以有望齐之门，卒以忧死，葬虞山之上，谓之齐女冢。然则景公生视其女充西施、郑旦之列，如之何弗涕！
沧浪之水
按《禹贡》：“汉水东为沧浪之水”，《书》注及郦道元皆云今均州武当山下。汉流本清，方水涨时则沿汉溪涧自山而溢，推荡泥沙，下入于汉，因而浊耳。沧浪，楚水；其歌，楚人之歌。孔子南游楚，涉汉而闻之。屈原、渔父，亦楚人也，故其歌同。
北海 东海
北海，海在其北；东海，海在其东，犹《书》之言南河、北河也。伯夷让国，未尝远离父母之邦。孤竹在今永平府抚宁县，地滨于海，则伯夷之逃，亦如季札之退耕于野耳。古者公子去国，则仕于邻国不废君臣之义。伯夷遂不复仕，则为纣播恶于下国，天下无邦故也。已而就养西伯，乃终于首阳。太公亦四岳之后，世禄之家，传记称其贩缯于莒，亦以天下无道不仕。莒州东滨于海，亦就养而西之岐周，若钓渭之说，以孟子言之，知其妄矣。二老高洁，名著天下，文王自应远迎。
辟草莱任土地
《周礼》：一易之田莱百亩，再易之田莱二百亩。虽曰一易再易，而民力有余，可以粪治成熟，则亦听之而不入井赋。“辟草莱”者，坐莱田使垦辟，而一易再易皆如其亩以起征也。“任”者责也，《集注》谓“分土授民使任耕稼”，则三代之政亦必如此，而奚罪哉！盖古者任夫而不任田。夏后氏一夫税五十亩，殷税七十亩，周税百亩。田虽逾额，而但视夫家之常以定赋役。“任土地”者，一以责之田亩，有田则有税，而力役、车乘壹皆以田为科配，无尺寸之漏壤，而不守夫家之故版为登降。于是土无不征，而农民重困。不知人者王者之民也，土者天地之土也，私天地之土为己有，逆天擅地，失君人之道，于道悖矣。自战国大壤古制，故秦、汉以来无莱田之名，而不复知有任夫家不任土地之道。垂及杨炎，并庸调于租，而合为两税。后世虽有户口之名，而实重征地亩。浸以至于随粮带丁之说起，而民视先畴如荼毒，竞趋末业，无已则游惰犹愈于力耕，流亡接踵，盗贼因之。其为先王之罪人，固不容贷矣。
负夏
赵氏注及《檀弓》郑注俱谓负夏卫地。按舜虞幕之裔，后虽降处，而仍居故封，故谓之虞舜。舜生长于蒲州平陆之境，未尝一至山东濮、济之地。雷泽者雷首山下之泽谷也。河滨者蒲州沿河之境也。流传以历城为历山、定陶为雷泽，皆非也。历城、定陶去岐周将三千里，而孟子何言千有余里乎？诸冯、负夏与安邑之鸣条并言，则其皆在平阳，审矣。负夏盖河东之夏阳，《春秋》谓之下阳，累代为虞国地，后入于晋，去卫千里，足知言卫地者之妄。河东谓之东夷，河西谓之西夷。自蒲坂抵岐周适千有余里。孟子去古未远，考证自实后世传说附会之谬，如“卒于鸣条”既有明文，而云野死于九疑，以致列之祀典。何博而知要者之世乏其人也！
毕郢
郢，音以整切者，楚都也，未闻岐、丰之间别有郢邑。按此“郢”当作“程”。《竹书》称纣三十一年己巳岁西伯治兵于毕，三十三年辛未岁密人降于周师，遂迁于程。毕在丰东，程在丰西。言毕程者，举两界而言之也。武王既有天下，以毕封毕公高，以程封程伯休父之祖，皆为县内诸侯。毕、程去岐不远，故统云西夷。以此推之，诸冯、负夏、鸣条同在河东，审矣。
王者之迹熄
迹，辙迹也。王者时巡方岳，太史陈诗以观风。平王东迁，巡狩典废，车辙马迹绝于天下，列国风诗不贡于太史，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。若卫朔、郑忽、秦康、陈灵之事编为歌谣，天子不得而采之，夫子录之于传诵之余，谓之诗亡可矣。《集注》云《黍离》降而诗亡，于义未尽。
五世
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岁孟子至梁，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，时为齐宣王之七年。明年，梁惠王卒，子襄王立。周显王四十一年癸巳岁，宋王偃之元年。四十五年丁酉，齐宣王卒。慎靓王三年癸卯，宋自立为王。赧王元年丁未，鲁平公之元年，是岁齐伐燕，杀子之。三年己酉，燕始畔齐，立昭王。计孟子周旋魏、齐、宋、鲁二十五年间，与史为合。但自显王乙酉上溯孔子卒壬戌岁，为一百四十三年，据《家语》，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开官氏，一岁而生伯鱼，是伯鱼生于昭公之十年己巳岁。史称伯鱼年五十，当卒于哀公十二年戊午。子思于时应已年逾弱冠。子思年六十一，其卒当于周定、考二王时，去孟子已百年。然则程子称笔《中庸》于书以授孟子者，误也。伯鱼生子思，子思生子上白，子上生子家求，子家生子京箕。孔子至子家为五世，伯鱼至子京为五世。子京生子高穿。子高与平原君同时。周赧王五十年丙申平原君始相赵，去孟子谏齐伐燕时五十年，则孟子正与子家、子京同时，适值五世之际，故曰“五世而斩”，忧其坠也。或以三十年为一世。计孔、孟相去之年，自孟子归而著书时，去孔子作《春秋》正百七十年也。
羿
古之称羿者不一。《庄子》《列子》《山海经》屡言羿者，皆非有穷后羿也。穷羿篡夏，身为天子，势不复与弟子角技，其死也自以寒浞之奸更相争夺，而不缘射。且以乱臣贼子，假手凶徒而膺天诛，孟子顾曰“是亦羿有罪焉”，何其舍大憝而擿微愆邪？谓逢蒙为“羿之家众”，亦臆词也。羿，上古之善射者，后世因其名以为氏，故尧时有羿，夏复有羿，穷羿戮而射师始不以羿名矣。
子思居于卫
子思仕卫当在悼、敬、昭三公之时，或出公反国之后。世传仕卫嗣君，则误已。嗣君元年当周显王四十五年，去伯鱼卒已百五十九年。子思年六十二，计其卒已百有余岁矣。司马公作《通鉴》，起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岁，去伯鱼卒已八十年，而记子思答卫苟变二卵事于后，亦未谂也。《孔丛子》载苟变事，称卫君，未尝目言嗣君。其《巡狩》篇称子思游齐，陈庄伯与登泰山。陈庄伯者，田庄子白也。白相齐宣公，当周考王、卫敬公昭公之世，较为得实。但孟子言有齐寇，而悼、敬、昭三公无见伐于齐之事。独般师之变，齐伐卫，在鲁哀公十七年癸亥岁，计子思尚非强仕之期。或后有齐师，不系大故，史逸之耳。又孟子称子思为鲁缪公臣。缪公显之元年，皇甫谧以为壬申，徐广以为甲戌，盖威烈王十九年，去伯鱼卒已七十六载，不能无疑。而《孔丛子》载缪公卒，县子制服，子思不可。缪公卒以甲辰，去伯鱼卒已百有六年，尤不足信。岂缪公、穆公为两君，史失其一，或悼公之一谥缪公耶？大抵《孔丛》出于燔书之后，掇拾旧闻，多出附会，而史家采录杂说，往往自相矛盾，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，当生于定公二年癸巳，至威烈王时已逾百岁，而史家年表于威烈王十九年甲戌岁载子夏授经魏文侯。在谛考异同如司马温公者，误犹如此，其他又不足论已。
崇山
赵氏谓崇山在今澧州慈利县。慈利在舜封五岳之内，荆州之壤，不得为投四裔。且有庳之去慈利尚千余里，封弟于远，放兜顾于近乎？宋之问诗“崇山瘴疠不堪闻”，又云“北望衡阳”，愈知其非慈利矣。崇山在唐州境内。牂牁江亦曰水，自曲靖注田州，入南宁府。州曰州，水曰水，皆以兜得名，则兜所放之崇山在交、广之间，泗城之南，审矣。《大荒南经》有头之国，头即兜也。之问谪州而咏崇山，考据斯不诬耳。
百姓如丧平声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
《礼》“庶人为国君服三月”，郑氏曰“天子畿内之民服天子亦然”。《周礼》且然，唐、虞质朴之制愈可知已。但言畿内，则五服之民不服天子矣。王者公天下而私其故封之国。天下者代易以为之大君，而国其所世守，虽失天下，不亡其国。故畿内之民亲于五服，而恩礼有加焉。礼必度其可行而与情相称。九州编氓于天子疏远阔绝，而为天子服丧，情既不称，而势亦不可行矣。百姓者，百官也。黄帝始制姓氏，皆天子赐之有爵者，或以官邑，或以字谥。庶人贱，无字谥，无官邑，不得有姓。“百姓如丧考妣”，诸侯、卿、大夫服斩衰也。“三年”连下为句。三年之间，四海之内，冠、昏、祭虽通而不作乐，下及乎侯国之大夫、士皆然。士无故不撤琴瑟，于斯撤矣。侯国唯君服斩衰，大夫、士则否，但撤乐耳，故下云“帅天下诸侯为尧三年丧”，明侯国臣民之不与也。
箕山
箕山有三：一在山西辽州和顺县，一在平阳府，一在河南府登封县。平阳之箕山，去禹都为近。益当食采其下，则其避启亦应于此。“南河之南”，偃师也。阳城，洛阳也。尧、舜、禹所都不同，舜、禹、益各有封邑。“避”者，去而归其国也。《集注》云“皆嵩山下深谷中”，是二圣同即嵩山习为退避之常所，二室且为受终之捷径矣。避天子位，自盛德事，固应从容以礼为进退，何至逃之无人之境，如避兵避仇之藏形灭迹也哉！逃而之谷而不得，则当逃而之窦，逃而之井，如狐猯之窜，蛇蜴之匿，人将熏掘而得之。此庄周迂怪之谈，非君子之言也。
外丙仲壬
赵氏以二年、四年为在位之年，盖殷道立弟，次及嫡长，子则太丁薨而外丙、仲壬踵立，以传太甲，其制然也。程子破其说，以年为岁。汤寿百龄，岂九十有八而生子乎？《竹书纪年》记外丙名胜，仲壬名庸。汤以甲戌崩，明年乙亥外丙立，丙子崩，明年丁丑仲壬立，四年庚辰崩，明年辛巳太甲立。《竹书》编年，甲子鳞次不乱，实三代遗文之可征者。邵子《皇极经世》不纪二君年世，皆折入于汤之末岁，而序次唐、虞、夏、商之年参差不齐，至周宣王而后与经史合，盖误以尧元年为甲辰，而不知甲辰为历之历元，而尧元年实丙子也。由此相差一百四十九年，而序次多舛矣。若夫太甲宅忧桐宫者，为之后者为之子，太甲嗣仲壬则为仲壬居丧如嗣子也。汤墓在桐，仲壬之墓亦在桐，古者墓兆以昭穆祔葬，无各为陵邑之制也。
司城贞子
“微服而过宋”，过者不留之辞，则未尝信宿而无所主矣。《集注》以贞子为宋大夫，据司城宋官耳。乃司城，司马位并六卿，贞子能亢桓魋以卫夫子，自可迎来送往，何须夫子之微服哉？如其不然，非魋之党，则孱弱葸畏之人，抑不足以为贤矣。孔子不得于鲁、卫，在定、哀之际，宋之六卿，未闻有贞子以贤著。自辰佗、大心之奔，皇、向二族分执宋政，皆魋党也，无可为圣人主者。且夫子既过宋矣，安得于宋复有主人？宋与陈皆三恪之后，建官略同。宋有司城，陈亦有之。陈有司败，亦有司城。陈地适当宋之南境，一免宋厄，即入陈地，他日履陈廷而来司败之问，其留陈明矣。贞子之为陈臣，亡疑也。乃陈自复封以后，唯有惠公吴、怀公柳、闵公越以迄于亡，无有所谓陈侯周者，周非陈侯之名，乃“周之则受”之周，其称臣者所谓公养之仕也。夫子遭厄，至陈而穷，暂为陈侯公养之臣，其不妄进亦见矣。
君十卿禄
《集注》引徐氏言：“大国君田三万二千亩，卿田三千二百亩，大夫田八百亩，上士田四百亩，中士田二百亩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田百亩。”此据下士上推，而泥为之算也。且如大国地方百里，则提封万井矣，每井公田百亩，是通计公田得百万亩也。君田仅三万二千亩，三卿田仅九千六百亩，九大夫仅七千二百亩，二十七上士仅万八百亩，二十七中士仅五千四百亩，二十七下士仅二千七百亩，合计之仅田六万七千七百亩，通府史胥徒计之，约田八万亩足矣，不知自外九十二万亩将何庸也？即云戎、祀、职贡、邦交之用，不取给于君禄之中，君禄者仅以供君之服御膳羞也，然国用取之禄田之外，卿大夫之家用乃一取之禄中，仅有圭田五十亩之入以供祭祀，则养廉已薄，而冠、昏、丧、祀、宾客皆何所给，士大夫且有衣不蔽体、食不充腹之忧。抑下士仅得百亩者，不能躬亲牧养桑麻场圃之事，岂丝枲刍豢之永绝，即求为采荼薪樗之农人而不可得矣。孟子言其详不可得闻，固阙疑以待通识者之论定，而徐氏拘拘焉为确算而额限之，不已迂乎！按荀卿《礼论》云：“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。”三世，大夫之祀也。赋车五乘，则为田三百二十井，井公田百亩，是大夫之禄田三万二千亩也。上推卿，下推士，皆可知已。夫子为鲁司寇，下大夫也，且有九百之粟以与家宰。使仅得禄田八百亩，亦恶从得此哉！读《孟子》者，当原其意以通之于事理，不可固为之说也。
百亩之粪
《集注》云：“加之以粪，粪多而力勤者为上农。”其说本之赵注，盖以粪为矢秽也。历考古人文字，无有呼矢为粪者。粪之为言除也，故《春秋传》曰“粪除宗庙”，《礼》云“为长者粪”。此言“百亩之粪”，系之“耕者之所获”之后，则是从获而计之，而非追论其既往力耕之事，且加田以矢溺，唯江南稻田有之，中土麦稷所无。朱子生长新安，宦游杭、闽，所知者其土农事而已。龙子曰：“凶年粪其田而不足”，岂凶年之矢秽亦不足乎？粪者除也，谓除种谷、馌食、欹零余剩而计其整数也。凡食若干人，整数也。古今使字用义，固不相若。呼矢为粪者，以矢秽必除去之，借用。孟子以除算为粪，犹今人言净数扫数，亦借用。执今人之方言以训古文，鲜有不滞者矣。
费惠公
历考春秋以来，无所谓费国者。《集注》云：“费邑之君。”邑安得有君而称公？且既曰“小国之君”，明费为国而非邑矣。费本季氏邑。若疑季孙之后或僭称公，而哀公以后三家日弱，故孔子曰：“三桓之子孙微矣”，则不得割鲁以自立为小国可知。子思所历事之国为鲁、卫，或疑费字乃鲁、卫之讹，而鲁有惠公在春秋前，卫有惠公朔也，子孙不得复谥为惠。按费地近邾，岂季氏衰微，费为邾夺，邾迁于费，因号为费，犹魏之称梁乎？邾至战国又改称邹，国名屡易，固不可得而考也。
杀越人
《集注》云：“杀人而颠越之。”人既被杀，则自踣于地，奚待人颠越之乎，但言杀人，其罪已极，可勿论其越与不越也。按：越者逾也，行也；越人，越疆而行之商旅也。杀越人于货，律所谓拦路劫杀者是已。附近之人，虽挟重货，盗犹不敢肆其恶，唯越境孤客，杀之者易以灭口，是以凶人敢试其锋刃，而人尤为之饮恨也。
牿亡
牿亡之牿，从牛从告，牛马牢也，《费誓》曰：“今惟淫舍牿牛马。”其从木之梏，则训手杻也。《集注》训牿为械，以牿为梏之失也。牢牛马者禁其动逸，如人之遏其仁义之心不使流动，自非桎梏之谓。
赵孟
《集注》云：“赵孟，晋卿也。”当孟子时，赵已篡晋，且称王矣，不当复以字称。且赵氏唯赵武称赵孟。武柄晋政，亦未尝以贵人贱人之权势自居。此言赵孟云者，亦泛然之辞，犹今俗言赵甲钱乙张三李四耳，不必求人以实之。
狼疾
《集注》谓：狼善顾，疾走则不能。使果有“养指失背”之人，可谓其急遽而不能顾乎？狼性暴戾，有如狂者。狼疾，狂病也。犹言牛痫、鼠噎，以兽名疾。
曹交
赵注云：“曹交曹君之弟。”《集注》因之。按：曹于鲁哀公八年为宋所灭，至战国时，名其故都为陶；秦东略地，取之以封魏冉。不知赵氏所云曹君者，果何氏之君邪？按：邾、小邾皆曹姓，则交或二邾之后，又或曹既灭而其子孙以国为氏，流寄他邦，而交其后裔，要非有介弟之尊也。
胶鬲
胶鬲为殷之老臣，观孟子言辅相之与微、箕并列，可知已。《记》称武王甲子遇雨，恐纣以胶鬲视师之言不实而杀贤臣，则鬲之归周，与商容同在灭殷之后矣。或谓文王遣鬲为间于殷，说尤诡诬。胶鬲之举．当在纣父帝乙之世，未尝一日立于文王之廷。《集注》谓文王举之，误已。
血之流杵
《集注》云：“杵，舂杵也。”虽云《书》不足信，然言事亦必有其理而后成文。师行粮食，战则赍糗糒，守则输米以炊，未有挟杵臼以行者。如云居民庐舍中之舂杵，则甲子之师，陈于牧野非捣垒陷城，何至入民庐舍而杀人？按：杵本橹字之讹，谓盾也。凡为盾之木，材必轻而制必薄，故有可漂流之理。虽为已甚之辞，然亦后世尉缭、白起之兵所或有也。
袗衣
袗，玄衣也。王者衮服，上衣玄，象天；下裳黄，象地。《集注》云“画衣”。袗衣虽画，而袗不训画。且公侯之衣亦画，而不得名为袗衣，非玄衣故也。衮服十二章，衣八章，裳四章，日、月、星、辰、山、龙、华虫六章则画，宗彝、藻二章则绣，不皆画也。
杀人父兄
为人父兄，胥人也。杀人父、杀人兄者，亦杀人耳，当其杀之，岂择人之有子弟者而杀之邪？抑岂择人之无子弟者杀之而可免于报耶？又岂置其人弗杀而但杀其父兄邪？若均是人而名之曰人之亲，则孟子之言亦迂谬矣。盖杀人父兄云者，因其子弟而杀之，故以父兄称。此谓当时立参夷之法，以子弟之罪累父兄而杀之也。始置参夷之刑者，及以参夷之法论狱者，其人皆卒得参夷之祸，故孟子有感而言。《集注》未悉。
丘民
小山谓之丘，积物如山亦谓之丘。《易》“涣有邱”：大也，众也，积之众则大矣。四井为邱，亦取积多之义。楚人谓长嫂为邱嫂，亦言大也。邱民者，众民也，所谓天下之民归心也。若偶然获誉于陇首之农夫，而为豪杰之士所不与，亦何足以为天子！
榱题数尺
《集注》云：“榱，桷也。题，头也。”顾“数尺”之义未详。盖屋庳浅则溜短，屋高深则溜长。溜长则檐宇暗而瓦易下迤，于是于榱桷之外别加榱题，覆于榱上，使檐际昂起，则宇际轩敞，如鸟翼之张矣。然不施榱题者溜水顺下，既加榱题而有数尺之昂起，则溜水且逆上而溢漏，于是于瓦下榱上施薄板而以泥傅之，上为筒瓦，使溜水虽稍逆，犹下流而不中溢。既加薄板，施泥涂，载厚重之瓦，则一切栌楣栋皆必以巨厚之材承之，举一“榱题数尺”，而屋之壮丽宏邃皆可推已。以堂屋下基言之，则数仞之堂必有十仞之室；以土宇言之，则有数尺之榱题必有数十围之梁栋。不言宫室之壮盛，而自在其中矣。